有报告说，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在涞源呆的这两天，满目都是破败与贫苦。无论是传了几代人的透风漏雨的房屋，还是难以下咽的“享受饭”，抑或孩子们从春一直穿到冬的衣服，所有这些带给我的震撼是任何高超的摄影技术，再逼真的影象资料都无法企及的，更不用说您现在正看着的这几句枯涩的文字了。作为一个学生，我希望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去思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去了解常辉法师及一行人所做慈善事业更深层的意义。学生斗胆提笔写了几篇文字，生怕自己无法表达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错误与不成熟的地方敬请指正。
在环山公路上行进中，郭阿姨指给我们少年英雄王二小牺牲的山头，常辉法师介绍说：这里许多山上抗战时期的防空洞至今还保留着，他们为我们打下了江山，他们不应该被遗忘。是啊，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毛泽东时代，大家一样的穷；邓小平则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一些人先富了起来，而更多的人尤其是9亿多的农民依然两手空空。涞源是希望工程的发源地，全国第一个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孩子就出生在这里，他叫张胜利，如今已大学毕业回来当起了校长，这大约算作报恩吧。一些了解山村贫困现状又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城里人感叹：“生活在城市是一种罪过！”出生在城市不是一种原罪，但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生活差距，城里人享受着比乡村的同胞多得多的特权，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去看一棵千年老树，碰到一位带着小孩的母亲，我惊异于她的目光竟如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一样纯净，我不知道对此该喜还是该悲，也由此开始思索：信息的闭塞是否直接与贫穷相关？当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再看到那座河神塔的时候，已没有了初见的好奇和欣喜竟觉得它是如此的扎眼，城乡教育差距导致的思想落后与城乡贫富差距如何相关？
在中心小学对一些孩子进行考试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常辉法师问一个叫陈强强的小男孩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
强强答道：“我长大了想干活。”
常辉法师：‘“干活？干什么活？”
强强：“干家里的活。”
常辉法师：“家里的活，放牛还是放羊？”
强强想了一会儿答道：“放羊。”
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大笑过后却是一阵辛酸，这与一个牧羊娃思想中“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的人生理想如出一辙 。鲁迅对中国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描述是如此的透彻与一针见血。
当天中午在丁老师家的，圆妙法师教导我说：“扶贫的根本在于扶智慧之贫，思想之贫。”是啊，让这些孩子走出大山接触外面的世界，就是扶贫最有效的手段，也正是常辉法师一行人正在做的事业。城乡经济差距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教育原本是缩小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不幸的是，城乡教育的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这首先表现为城乡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分配和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并将直接导致未来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知识结构、经济地位和收入方面差距的扩大。要想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国家政策很关键，经济学的角度，调节个人所得税和开征遗产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与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相关的工作，政府做的远远不够。现在弘德人所做的虽然对于大形势来说是杯水车薪，但他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场辩论赛的论题是：对一个饿极了的人，是应该先给他食物还是先教给他获得食物的技能。现在功德会的人所做的事就是在挑出能获得技能的人，给他们食物并教会他们获得食物的技能。
在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山路遥远，人际交往、信息沟通和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极为有限，，山区的信息交流、文化和知识传播都将受到制约，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势必拉大山区与发达地区的观念差距和贫富差距。“信息鸿沟”已严重制约着山民与山外精彩世界的沟通。
常辉法师说：“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还有3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可实际上这个数量比6000万还要多。”温饱还没有解决还要交钱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中国高层该更多的为老百姓想想啊，别让学习成了有钱人的特权，穷人的奢望。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被誉为“平民总理”的温家宝，曾向媒体和官员引述这样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2004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改善农民生活的政策，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